2013年夏天，辽宁瓦房店和平村有一位老人，他指着翻新过的周家旧宅对记者嘟囔说：高玉宝把周家写得太过于狠厉了。当这话传到86岁的作家高玉宝那里的时候，他只是摆摆手说：周扒皮是旧中国地主的集中性代表。一场跨越了六十年的争论，就这样轻描淡写地显露出历史叙事和个体记忆的永恒性差异。
说来有些奇怪，高玉宝在最初撰写《半夜鸡叫》的时候，甚至连“鸡”字都不会书写。在1951年他于行军途中创作自传体小说的时候，遇到不认识的字就用图画来进行替代。半拉窝头用来代表半，星星月亮用来代表夜，张着嘴的鸡头用来代表叫。这部有着20万字的手稿，之后被军博收藏的时候被标注为是图文并茂的。我认为这样一种原始的创作方式，使得故事带有更为强烈的个人情绪。这是因为图画所传递出的恨意，比文字更为直接。
展开剩余74%周家的后人对于故事和现实之间的错位存在纠结的情况。村民回忆周春富是周扒皮的原型，在生前是一个拥有百亩土地的普通富户，家里经营着油坊和小卖店，平日里舍不得多吃油，攒钱就是为了购买土地。在1947年进行土地改革的时候，他被划分为双富农，由于在国民党反攻期间索要过被分配的财产，从而成为了批斗的焦点。最终他死在了乱棍之下，其中一个罪名是偷葫芦。这种平淡的残酷，显然没有半夜学鸡叫那么具有戏剧性。
高玉宝的创作具有时代烙印。在1955年小说出版之前，总政治部派遣作家荒草去进行指导修改。当罗荣桓亲自确定书名的时候，注重的是战士作家所具有的符号意义。而《半夜鸡叫》被选入语文课本的时候，全国正处于开展诉苦运动的阶段，需要典型的剥削案例。如此看来周春富被文学进行重塑，仿佛是历史所选中的偶然情况。
动物行为学为这场争议增添了纷扰，这是值得人们去思索玩味的。有研究者表示，公鸡打鸣是受到生物钟的控制的，不会被人的声音所引发。高玉宝在晚年被亲戚问真实性的时候，只是含糊地进行回答：我们这里不存在这样的情况，并不代表全国其他的地方不存在这样的情况。这样的一种回应，与其说这是狡辩，倒不如说这是显露出了民间故事和科学理性之间有着天然的隔阂。
周家的后人可能会有更多的怨气，原因是他们的标签被固化。在1964年的时候，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将这个故事制作成木偶动画，之后周扒皮就成为了全国都知道的反派符号。但是真实的周春富连照片都没有留存下来，唯一存在的画像还是依据儿子周长义的相貌进行还原的。这种替身式的代际惩罚，比文学方面的虚构更显得荒诞。
我认为这场争论的本质是历史书写权的博弈。高玉宝运用图画来宣泄自己童年时期的创伤，他没有想到很多符号会成为阶级教育的范本。周春富在批斗会上跪下，他更是没有料到自己的名字会作为剥削的代名词被写入教材。双方都是时代洪流中的碎片，却都得承受宏大叙事带来的重量。
文学史上类似的案例还真有不少。白毛女的原型曾经因为被改编而感到苦恼，陈世美的后人曾经联名要求为其正名。但是高玉宝的案件有特别的地方。高玉宝既是创作者又是亲身经历的人。那个在周家打工遭受虐待的少年，和后来用文字进行复仇的战士，从本质上来说是同一个人格在不同时间和空间的投射。
这样一瞧，究竟谁对谁错或许原本就没有那么重要。重要的是我们应当如何去理解历史的很多曲折的地方。官方档案中称复县土改打死了2850人，这时候高玉宝运用文学给冰冷的数字赋予了鲜活的内容。而当周家后人对着祖宅不甘心的时候，他们所守护的不过是历史洪流中快要消失的个体的声音。
或许真正的答案存在于和平村的鸡鸣里。每一天清晨公鸡依然依照生物钟打鸣。地面上的人曾经为半个世纪前的半夜鸡叫争论得面红耳赤，但是公鸡并不在乎这些情况。这种超越时代的自然规律，成为了最为公正的裁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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